中国命运转折点:西安事变当年能避免吗?

Apr28

中国命运转折点:西安事变当年能避免吗?

时间:2014/04/28 10:43 | 发布:历史新知网 | 分类:文史百科

 中国命运转折点:西安事变当年能避免吗?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一九三五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作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

  但反过来,只要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先统一后御侮,他就注定要以消灭红军和清除各种地方势力为首要目的。为此,他不仅不得不暂时牺牲中国东北等地的领土主权,而且很难不把东北军或其他地方军队派去剿共,因此也就很难不使东北军的张学良或其他地方势力的领导人因力量损失而对蒋产生反感。只要存在这种情况,而中共又改行了统一战线政策,那么,不论它在哪里,它都会注意到这一矛盾,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来削弱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结果,西安事变,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事变的发生,多半就很难避免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和矛盾。

  不管历史现象的本身有多么复杂和矛盾,也不管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通过以上所举的事实与逻辑,不难发现,西安事变不仅仅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共的影响并有中共的作用在其中的。因此,要谈论西安事变,不能不谈论中共,不能不注意中共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策及其变化。然而,人们过去对中共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作用谈得很少。事实上,可以确信不疑的是,张学良走向西安事变所有步骤,都是从他和红军在陕北接触以后开始的。所以,要了解西安事变的由来,或许用不着从张学良东北军如何丢掉东三省说起,却不能不从中共为什么会到西北地区来,又是怎样和张学良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的情况说起。

  中共和红军为什么会到西北来呢?简单地说,是因为两点。第一,中共和红军所以会从较比富庶的中国南方辗转退至贫瘠荒芜的西北地区,重要是因为蒋介石实施“安内攘外”的政策,必欲消灭中共和红军,至少也是要把红军赶出靠近中国心脏地带的南方地区,频频围剿和进攻,使得力量本来就弱小的红军难以在南方安身。第二,中共和红军所以非离开南方根据地不可,也与它当时所实行“孤家寡人”的政策有关。这也就是说,即使那个时候中共与张学良有所接触,事情也搞不成后来那个样子。因为,在1933——1934年间,中共和红军仍在南方根据地时,它们至少曾经有过两次十分类似的机会,可以和国民党反蒋派结成较大规模的反蒋联盟,结果却一事无成。

  第一次发生在1933年,冯玉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其中吸收的中共人员远比后来张学良在西北时吸收的还多;另一次是在稍微晚些的时候,在1933年底至1934年初,受命参加围剿江西红军的十九路军将领揭旗反蒋并发动成立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与之毗邻的中央苏区的红军将领曾和他们成立了反蒋协定。但是,这两次机会都白白地浪费掉了。因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奉行的是泾渭分明的阶级路线,反对与国民党任何上层人物建立统战关系,只想暂时利用与这些上层人物的协议,合法地深入到对方的下层中去,以便争取对方的士兵以为己用。这种作法导致的结果,就像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样,成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不仅便利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各个击破这些反蒋派,更葬送了可能缓解中共和红军军事困境的重要机会。蒋介石中央军在分别解决了这些反蒋事变之后,转而集中了更加强大的兵力来进攻红军。原本就弱小的红军,在损兵折将,孤立无援,陷于生死关头之际,不得不下决心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南方根据地,开始了史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军事大转移。

  长征,是中共此前政策、观念及其军事路线诸多错误的结果,但它恰恰是我们了解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一个必要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导致西安事变一切主观和客观条件都是从长征开始生长起来的。表面看起来,长征以后的国共力量对比越来越对中共不利,红军的生存常常危在旦夕,然而,正是由于中共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忽而西,忽而南,忽而北,最后选择转向靠近苏联的西北地区,使中共和红军不仅获得了生机。他们不仅意外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统战政策的指示,又恰巧与对蒋心存不满的张学良东北军相逢。两相结合,这才造成了石破惊天的大举动,迫使看上去已经胜券在握的蒋介石最终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并且使历史的天秤由此开始渐渐转向了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苏区,是1934年10月的事情。当时,在经过多年的鏖战之后,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南京国民党集团终于占领了共产党在中国南方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迫使共产党的军队从此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向西南偏远地区转移。

  不过,率先退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领导的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共产党的这支部军队原先经营着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北临淮河,西抵京汉铁路,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该部还在1932年就因反“围剿”战争失败而辗转退入四川北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根据地。几乎同时退向西南地区的是曾经经营着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第三军,它在被迫离开湘鄂西之后,转战将近两年之久,也在贵州东部建立起一小块根据地。随后进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经长期坚持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军第六军团,它于1934年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西征”,一方面为中央红军向西退却探索道路,另一方面准备会合红三军后回师接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所谓西南地区,主要指的是云、贵、桂、川、康五省区。这一带不仅山多路险、交通不便,而且多数地区物质条件差,少数民族多。因为地形势恶劣和交通不便,西南地区地方势力盘向来根错节,故近代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几乎都不能对这些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红军在靠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中也无法坚持下去,国民党南京政府同历届中央政府一样,尚无迅速形成实现一统天下的能力,跑到远离南京政府有效统治以外的地区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红军实力的一种好办法。

  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在高度重视中国红军这一特殊的革命形式了。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红军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条件问题,使他在充分肯定红军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必须大力发展和全力经营的同时,特别注意到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中共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资及人力资源又比较充足的地区,来做为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据此,他并不看好中国红军在靠近沿海和在靠近南京中央政府的中国心脏地区发展起来的几块南方各根据地,而是看重了中国西南的四川省。他特地通过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要他们注意向中国西南的四川省发展,说:“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1933年3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当中,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陷落和鄂豫皖红军的出路问题,再度明确强调了向四川发展的意义。指示宣称:“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

  四川地处西南,四面环山,其中心却是一块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向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由于这里与外界的交通,除了翻越秦岭与大巴山让人望而生畏的险关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险滩的滚滚长江,因此一旦占领了四川,就可能获得进可攻、退可守的稳固根据地。而且,因四川远离南京,红军不致成年累月地陷于战争之中,也容易实现长期稳定的割据局面。

  但是,中共其实并不具备夺取四川的条件。它以往在四川投入的力量较少,影响甚微,红军长期在鄂、赣、闽几省活动,又过于分散,战事不断,为保卫原有的各个根据地自顾尚且不暇,也从无可能向西南四川来发展。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完全解决急于按照欧洲革命的模式,通过夺取或占领中心城市来迅速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观念,因此,他们始终把远去西南,看成是远离中国革命的中心,是政治上的一种退缩逃跑行为。故即使到1934年夏天,中共中央被迫决定退出江西苏区,转向西南,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锁定在靠近黔东的湘西山区,并没有长驱四川的打算。

  中央红军转去四川,实属不得已之举。在离开江西中央苏区一个多月之后,红军在西渡湘江的作战过程中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惨重损失,8万中央红军一战后竟只剩下3万多人,器材物资散失殆尽,过江后又受到湖南国民党地方武装何湘所部的攻击,西去已改编成红军第二、六军团的湘西红军汇合的计划无从实现,中共中央这才决定转向川、黔边发展,由此也才有了在四川附近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也还是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再向西或西南方向撤退了。

  退向西南,本来就是逼不得已之举,因此是否继续西去,并不取决于红军本身的愿望如何,而要看国民党的力量如何。国民党的力量这时分两方面,一方面是西南,特别是四川等地那些表面上也承认南京政府为正统的地方军阀武装,一方面就是南京政府及其中央军。红军一向相信对付地方军阀武装有把握,但对付中央军则无把握。问题是,南京政府过去兵不及西南无非囿于二因:一是中心地区尚未巩固,战事频仍,无多兵可调;二是西南各省军阀名义上均已归顺南京,虽鞭长不及马腹,却也师出无名。如今,中共南方根据地被全面拔除,国民党中心地区基本统一,红军又大举西去,正好给了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西进的口实。因此,红军长征不仅为蒋介石南京政府借机统一中国西南地区提供了重要机遇,而且熟悉红军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与熟悉本地民情地形的地方军队合为一气,也使中央红军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四川或西南其他各省并不像斯大林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容易立足。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首次发布指令,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进至贵州遵义县城后,红军一度取得了歇脚的时间,中共中央还在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县城里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解除了对丢失中央苏区负有指挥责任的中央书记博古和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力,周恩来成为军事指挥上的总负责人,毛泽东以周的助手的身份参与军事指挥工作。红军在遵义只停留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国民党军就四面包围上来了。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红军改向四川西北部挺进,准备与川北地区已经改编成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鄂豫皖红军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半个月后,即2月初,红军进入四川的计划受阻,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亦即准备“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然而,紧随红军之后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与之配合的川军步步追堵挤压,中央红军不得不在贵州赤水河两边跳过来跳过去,虽没有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却根本无法完成落脚川滇黔边,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设想。

  3月初,中共中央再度被迫放弃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布准备坚持黔北地区,争取下一步“赤化全贵州”。而一个多月后,即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现,在黔北也无法立足。因此,它再度决定,放弃入川计划,大步西去,四渡赤水,争取转进云南东北部“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但此一命令发出不过几天,跃进至滇东北的红军就发现,他们找到了川军防守的薄弱之处,完全可以由这里转进四川。因此,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于4月底指挥红军迅速离开云南东北地区,横渡金沙江,宣布将“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很快又渡过了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这时,红军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取得了联系,放弃了原来的川北根据地,也西来与来中央红军汇合了。双方汇合后,于6月下旬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反复研究了当前的局面,决定主力进入甘肃南部地区,努力“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样一来,红军前此努力在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已经在悄然改变了。

  很明显,红军转进西南地区,在贵州、四川及其周围地区长途跋涉、东奔西突,军事上固然机动灵活,实际上却是逼不得已,而且困难重重,生存问题仍未解决。中共中央清楚地了解,部队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根据地,是极端危险的。他们始终在要求部队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战,但每一次这样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

  总结起来,红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努力的失败,根本上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力量较强;二是群众基础薄弱。这是因为,西南虽然偏远却仍旧是人口密集地区,地方军阀各霸一方,养兵甚多,除贵州军队不大能打以外,川军、滇军都有一定战斗力。加上蒋介石刻意经营西南,派遣大军跟入,迫使矛盾甚深的西南各地军阀联合起来,异常积极地对红军作战,从而使红军几乎处于无日不战,无处不战的困难境地。

 

  与此同时,红军兵力有限,非战斗人员较多,又长途征战损失连连,物资、人员补充都极为艰难,因此战斗力愈渐减弱,自不能不避实就虚,尽力避免与强敌交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更是只好转战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和四川西部这些高原山区,力图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寻找立足点。可是,这些地区的群众,往往又以少数民族居多,民情方言处处隔膜。何况,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关系一向较为紧张,红军不仅立足困难,给养、兵源也完全不能解决。中共中央很快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说:“我们过去对于少数民族不大清楚,现在经过许多少数民族的地区是清楚了”,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本没有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中央从1934年12月决定西征进入西南地区创造根据地,在云贵川转战半年之久,一直想在西南建立根据地,但到1935年6月却决定改变西征计划,决定北上甘南的原因。中共中央这时设想,到甘肃南部去,当可进一步“背靠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省的广大地区”来建立有更大纵深和范围的战略根据地。文章摘自《西安事变新探》作者:杨奎松 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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